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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喜之间——王阳明在兰溪
2016年3月22日

作者:蔡志华

首先要说一句汗颜无地的话,虽是读中文的,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,对王阳明(1472-1529)却一无所知,王最早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,竟然是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:“原来一人内功练到一定境界,往往会不知不觉的大发异声。后来明朝之时,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,突然纵声长啸,一军皆惊,这是史有明文之事。此时杨过中气充沛,难以抑制,长啸声闻数里。”后来读了余秋雨的《乡关何处》,感受到了余对这位前辈的无比敬仰。后来又读了《明朝那些事儿》,才知道他是整个明朝第一牛人。

到最近才知道,原来王阳明跟兰溪有很深的关系,据四川巴县《王氏族谱》说,王阳明家族不是余姚王氏,而居金华兰溪,且是琅邪分支三槐王氏派衍而成。当然此说与正史不合,与王墓志不符,不可全信。原来王阳明跟我也还有那么一点关系。在我工作过的原一中的圣寿教寺里面,王阳明竟然住过近半月,走之前还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,时间是在正德二年(公元1507年)九月。全诗内容如下:“兰溪山水地,卜筑趁云岑。况复径行日,方多避地心。潭沉秋色静,山晚市烟深。更有枫山老,时堪杖履寻。”万历兰溪县志这样记载了王题下这首诗后的情况:“后僧方叔知之,追至兰阴山,复以轴乞予壁间诗,为郑□所得。诗后为吴孺子持去。”郑估计是郑,跟吴孺子一样,都是兰溪响当当的人物。据王阳明研究权威束景南教授说,这首诗收在了1510年出版的兰溪正德县志中。该志在国内已没有全本,在残本中没发现这首诗的身影。

兰溪当时是七省通衢。王阳明是余姚人,后来全家搬到绍兴,他的夫人是江西南昌人,他一辈子应该到过兰溪很多次,但是专程到兰溪来,这应该是唯一的一次。专程前来的目的是为了拜访章懋,就是他诗中所说的枫山老。章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大学问家,这一年三月刚从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任上退休回到老家。不过,他来的主要想法肯定不是为了拜师学习,因为他父亲是状元公,并且是正德皇帝的老师,当时王自身的学问也已经相当了得,开始收授门人,特别是在1505年与章懋在国子监的学生湛若水切磋结交后,已入心学之门。

我觉得他来的主要原因有二,首先章跟他一样都是因为直言进谏皇帝而被打过屁股的人,章因为阻止皇帝过年放烟火被贬官离京,是“翰林四谏”之一。而王阳明因为劝谏皇帝不要打击言臣而得罪了大太监刘瑾,不仅被关大牢,出狱被贬贵州龙场路上又遭追杀,在杭州制造自杀假象才逃过大劫,一路漂流到了福建,原想弃家出世,但又怕因此连累老父,在一位朋友劝说和资助之下,决定回到南京拜见父亲后重新出发去贵州。就在这个路途中,王特意绕道兰溪来见章懋。正德当皇帝、刘瑾掌权后,朝中很多德高望重的大臣都受到了凌辱,只有章懋多次上疏要求退休终于得到批准,保住了颜面和气节。章的远见卓识无疑让年轻的王阳明十分佩服。

35岁的王阳明有没有见到70岁的章校长,史志上没有记载,章校长退休后回到了老家渡渎,按常理是能够见到的。一些资料上倒是记载了他在兰溪与另一个女埠人方太古过从甚密。方太古是个特立独行、才华横溢的大诗人,他比王阳明大一岁,跟王以前就是好朋友,他放弃功名,于30岁出游三吴,而王也刚好在这一年辞官回家养病学道,他们交流时有这么一件趣事:方请王吃饭,吃的是糙米饭,第二天王请方吃饭,也吃糙米饭,方就板起脸来对王说,我是隐士山人,当然应该请你吃糙米饭,而你伯安(阳明字伯安)是伯,怎么能也请我吃这样的饭呢?阳明见自己理亏,只好认错陪罪,方才原谅了他。王原想作弄一下方,结果倒搞得自己下不了台,恼羞成怒拂衣而去。这一次老朋友重逢,王九死一生之际,应该是不胜唏嘘吧。

王在兰溪呆了这么久,按理他还应该跟其他人见过面,当时兰溪正处于人才最为鼎盛时期,早已退休在家,章懋侄子章拯应该在外做官,不知被刘瑾流放到广西没,而唐龙、陆震等章懋的得意门生和章侨等青年才俊还正在寒窗下苦读。可惜这些事都不见经传。不过,王阳明对兰溪的印象很不错,他觉得兰溪山水风光绝佳,城市繁华,又有章懋和方太古等一批文化大师可以交游,很想在兰溪找个地方住下来,生活一辈子。

14年后,1521年的夏天,王阳明又一次经过兰溪,专程上岸拜访章懋。这时候,由于女埠周边比较动荡,章懋已经搬到城里居住,这就是后来的章府里。王阳明作为统帅,平时在军队里都是坐八抬大轿,后有部队随行,这一次他坐了顶小轿,微服前往章府。在这次会见中章懋为一个有经济问题的学生求情,希望王能给他记上一功赎罪,王没有答应,推托说报功本已经送出去了。这个时候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不久他们还会成为同事,章当了南京礼部尚书,而王当了南京兵部尚书。此事记录在《四友斋丛说》,也不见于正史。

两个大人物两次会面,无论是史书还是地方志书都没有记载,很让人费解。第一次见面,王阳明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,不知未来路在何方。而章懋正是如日中天之时,从国子监祭酒任上回来,四方从者如云,学问和声望达到了最高峰。而第二次见面,章懋这位婺学的最后集大成者跟他提倡的学说一样已经垂垂老矣,而王阳明这位心学的开派宗师正是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,正德皇帝年纪轻轻就死了,嘉靖皇帝急召他进京,按他的功绩和声望,封侯入阁似乎不成问题,在学说上,这一年初他刚提出最为得意的理论——致良知。这次会面后不久,章懋就去世了,盛极一时的婺学也很快被浙中心学取而代之。章懋不知为兰溪培养了多少人才,对提高兰溪在全国的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,但是徐用检、赵志皋这些同乡晚辈,却都成了重要的心学传人。

王阳明的一生确实是伟大的一生。古代儒家有“三不朽”,就是“立德”、“立言”、“立功”。有人说:中国历史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最为杰出的只有两个半人!这两个半人分别是:孔子和王阳明,加上半个曾国藩。蒋介石一生奉王阳明为精神导师,阳明心学是终生的精神食粮败退台湾后,经常去山上游玩,并在山上修建了别墅,后来他嫌这个名字不好听,有“落草为寇”的含义,就把它改为“阳明山”如今,阳明山是台湾的知名景点。近代大教育家陶文濬,也因拜读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学说先改名为陶知行,后因“知行合一”行为先,又改名为陶行知。他的影响力还远渡重洋,直抵日本。日俄战争结束后,日本军神、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,由于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,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天皇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。在宴会上,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,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,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给大家看,上面七个大字:一生伏首拜阳明。日本近代的崛起,和王阳明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日本,阳明学一度被奉为“显学”,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精神武器。那段时间,日本人几乎人手一本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说自己的管理思想源自王阳明。

但是王阳明这位心学的掌门人一辈子却难得有开心的时光。王阳明出生于名门望族,但到5岁还不会说话,12岁生母去世,继母对他很不好。他从小就想当圣人,对自己要求特别高,做事特别投入,为了修道,他把婚礼都忘了;为了练字,把岳父家里的纸都写光了;为了练武,寒暑不断终成高手;为了格物致知,把身体都格跨了。从政后,生不逢时碰上了正德皇帝,政途实在多舛,年轻时进谏皇帝被迫害也就算了,后来他给朝廷立下这么多功劳,平定宁王之乱后,由于他千方百计阻止正德皇帝跑到江西胡闹,为了百姓生计却得罪了皇帝和身边的太监,不仅没有封赏,他们反而一心想搞臭、搞死王阳明。这是王阳明一生中最为悲愤的时光,“此时若有一孔,可以窃父而逃,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”。所以他第一次与章会面时只是人生的谷底,还不是情绪的深渊。而这次前往北京的旅途,想来该是他一生难得轻松愉悦的一段时光。

没想到悲喜之间,也是瞬息万变。兰溪到杭州一两天时间就到了。刚到杭州,还没入京杭大运河,圣旨就到了,他改任南京兵部尚书,坐冷板凳去了。50岁的他长叹一声,要求回家省亲,很快得到了皇帝批准,脱掉官服回到了老家。嘉靖皇帝到底比正德精明,十二月,朝廷封王阳明为伯爵。圣旨送到绍兴家中那天,恰逢老父生日,双喜临门,老父亲却说了这样一句话,“虽以为荣,复以为惧也”。

在家里一呆就是6年,1528年,朝廷又任命他担任两广巡抚,前去广西平定土司叛乱。平叛对于大军事家王阳明不算什么难事,不过,这个仗也不像当年明月说的那样容易,叛乱者听说王阳明去平叛就主动散了。王阳明小时候就得过肺病,这时正在生病,千里奔波到条件这么艰苦的热带林莽地区去打仗,他自己也知道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十月,他的船到了南昌,南昌百姓为了对这位大恩人表示感谢,专门扎了一个竹轿请他坐上,没有轿夫,百姓们自己用手托着轿子,走几步就换一拨人,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,静静站在路边上,先生的轿子到了跟前,百姓们就伸手托着轿杠,再传给后面的人,就这样大街小巷转了个遍。这一天先生真正成了圣人,他从小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。

1528年底,平叛结束,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,上奏请求辞职养病,可是没人理他。无奈之际,只好自作主张上船回家。十一月二十九日(1529年1月9日),先生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兰溪村,他生前很喜欢兰溪这个地方,没想到告别这个世界的地方也叫兰溪。临终之时,留下遗言:“吾心光明,亦复何言。”是啊,先生的一生遭遇了那么多苦难、委屈、丑陋和黑暗,但是他有一颗光明而温暖的心,这颗强大的心溶化了冰雪,烛照了黑暗,在那样一个时代,既然选择了致良知,既然选择了为民请命不惜挑战皇权,一切就只能这样,一切就必然这样,求仁得仁又何怨,现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

王阳明去世后,朝廷以擅离职守和传播邪说为由革去了他的爵位,并且开始严厉禁止心学。一直到1567年,才恢复爵位,追谥文成,心学也开禁了。王阳明的心学该不该禁?如果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角度而言,绝对应该禁。因为强调心即理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,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,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会带来思想的混乱,对铁板一块、死气沉沉的统治秩序造成巨大冲击。有些人认为明朝亡就亡在禁止了心学,因为禁止心学,使社会失去了良知和正气。也有人认为明朝亡就亡在心学,因为心学造成了思想的混乱,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。孰是孰非,众说纷纭。

良知永不泯灭,彻底破除心中之贼、诚意扩充心中的良知,并且知行合一,把这良知体现到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,这永远不会错。要办好中国的事情,最根本还得靠制度和科学,但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、权力崇拜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甚嚣尘上的社会,在知行悖离、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,提倡心学,自有无比重要的意义。心学肯定是龙种,但播下龙种,有时收获的却是跳蚤,就像中国的明朝。心学其实在个人修行的要求上比朱熹的“灭人欲,存天理”更高,因为朱熹是格物致知,还要到外界去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行为的准则,而心学是完全照自己心中的良知而行,这就要求心中不能有一丝私欲,这就要求大家都要诚心诚意去做圣人,以致于满大街都是圣人,否则有一毫在,则众恶相引而来,就会功亏一篑、前功尽弃。而现实世界中又有几个人真正想做圣人呢?圣人是大公无私的人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,而事实上能够做一个公私分明、关心整体社会进步的公民,都已是相当难能可贵。特别是在没有奉献精神和普遍伪善的国度,心即理、以心为师反倒可能成为突破底线、放纵欲望、胡作非为的借口。

行知学院就要搬到兰溪来了,兰溪又多了一份阳明先生的元素和记忆。做圣人、致良知实在太难,好在在这个民智已开、科技发达、思想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,我们能当好一个公民也就足够了,就让我们按先生所教导的那样,把心地中积得过厚的灰尘尽量扫去一些,把心镜中锈得太烂的铜绿尽量磨洗一些,把心空中笼罩得太浓的雾霾尽量吹散一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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